编者按：

城市更新是设计领域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我们与外界深入交流和探讨的共同焦点。事实上，只要城市持续存在并不断发展，就必然面临更新改造的需求，也必须适应生活和经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状态。

在本期的UED专栏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在城市更新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筑境设计董事、总建筑师：薄宏涛先生，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在城市更新项目中的有趣经历与独到见解。

对话嘉宾

薄宏涛在城市更新及城市综合发展领域做出了大量实践，完成了北京西十冬奥广场、首钢三高炉博物馆、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训练中心、北京六工汇、香格里拉酒店首钢店、杭州西站综合枢纽云门综合体等一系列代表性项目。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连续入选参展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主展、UIA 世界建筑师大会等重要展览，并得到公众及专业媒体的大量关注和报道。

01.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理解场地建筑所蕴涵的“单体与整体”“可见与不可见”“显性与隐性”等相互作用关系？

薄宏涛:在讨论城市更新项目或增量状态下的新建项目时，我们不得不处理局部与整体、显性与隐性等问题，这是建筑师必须考虑的。传统建筑学科按照类型学的逻辑将差异化的功能建筑分类，比如商业、办公、酒店等。然而，城市更新并非一种功能类型，而是一种城市客观自适应调节的生长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变化，还有隐匿在背后的线索。

特别是在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更新项目中，隐藏了许多“物理线索”。“物理线索”是需要打引号的，因为它是一种与物理空间互动和关联的“隐性人文故事”，这些隐性的人文故事至关重要。换而言之，它们是“虚”的要素，并与物理空间形成一种互文关系。

因此，在开展更新项目时，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能与场地“共情”。场地的历史无论是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或是五年，设计师应努力与场地的内在空间及其线索“共情”，以便有能力为未来的使用者创造可以激发共鸣的场所。共情推动设计师作为客体去认知场地的时候（它可能来自文献检索的字面认知或者来自场景氛围的浸润和感染），也促使着未来更新后的使用者产生一种充满在地感的“共鸣”。

这种共鸣对于了解场地历史的人而言，来源于他们的认知，我们希望通过更新项目使其与过往熟识的历史产生对话。对于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我们希望他们能作为这块场地的“他者”感受到一种差异化场景带来的新奇感。共情激发了场地认同，从而进一步驱动重塑场地活力的目标。

02.您认为城市更新项目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理解各因素之间的优先级？

薄宏涛:实际上，城市更新并非在一片空白中规划蓝图，而是在已有的建成环境中进行。因此，首要任务是放下自我，深入现场体验和感知，对场地怀有敬畏之心。当放下脑海中固有的想法，实际上能从场地中汲取丰富的资源，获得多维度的滋养。

作为建筑师，在现场会很容易关注空间营造的氛围。例如，坐在茶馆中，我们能闻到茶的香气，听到音乐的旋律，感受光线的明暗等等。而当你当多次到访同一场所后，才可能会有机会更多地感知他人与场地的关系。比如我曾多次在项目的反复踏勘中，遇到曾经的居民或工人向我们讲述他与场地的故事，这些故事若有可能，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空间叙事呈现给未来的访客。建筑师对场地的认知和曾经在场者对场地的描述，它们共同构成了对于场地独特而整体认知。

一般情况下，城市更新可分为两类：基础的更新场景（侧重服务价值）；在地性的人文传承场景（侧重情感价值）。两类更新都需要通过物理空间的优化，使未来使用更便捷更舒适，从而造福居民和使用者，而其中感动人心的部分，则在于提炼和传承在地人文要素。

在此过程中，需考虑“留什么、如何留和如何用”的问题。“拆改留”，改为“留改拆”，将保留放在首位，这才是城市有机更新、自适应微更新的起点和要旨。否则就叫作推翻式更新或者拆除式更新，作为一种城市有机更新，我们希望时间和情感的线索能够传承，在场地上延续下去。

03.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避免或缓解“千城一面”现象，保持城市的独特性和文化特色？如何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助力城市更新与建筑设计，并兼顾塑造城市文化和个性？

薄宏涛:这个技术问题实际上也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是狭义技术手段，指在解决当前更新建设指标需求的同时，处理保护风貌的技术手段问题，诸如加固、防火、保温、修复、做旧等；另一类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新技术，如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实际上，在这些新技术中，大数据和物联网目前就可以对城市更新问题具有很大的解决和指导作用。

人们在城市中的生存行为转化成了数据流，每个人都是一个全数据载体。这些数据会对更新的内容定位提供非常大的支持。

更新核心目标是解决活力再造、产业可持续性问题，提升产业活力，使城市板块重新获得自适应的造血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内容缺失。从事这部分工作的大量策划公司，他们的工作依据实际上也是数据分析，非及时性的统计数据。如果能够将互联网实时大数据与更新导向、人流内容相结合，将精准锁定和了解区域内人们的需求，进而采取的相应措施，将对实际更新项目的内容导入产生巨大助力。

目前我们在数据领域仍面临困境，难以获取数据开源，虽然知道哪些机构具备这样的能力，但合作渠道的打通和商业模式的建构仍然任重道远。尽管如此，我仍认为这会是一个扎实可行的方向。

至于人工智能，一日千里，已经进入一种不可知的状态了（笑）。

04.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建筑，工业建筑改造项目有哪些独特之处？

薄宏涛:工业建筑的更新非常特殊，对我而言，最初与它接触时，其实给我带来了两个方面的不适应：其一，这个课题的工业底层逻辑与传统建筑学相反，形成了认知上的位差；其二，是面对的课题相关的知识点，在过往的专业领域是空白的，这会带来巨大的不适应。

在进行更新改造项目时，无论规模大小，首先要放下自身成见，以便更好地了解场地和需更新的客体。在认知清晰后，还需要进行价值评估，评定价值高低的第一性、第二性等等，排队列出重要程度，以便调整或清除有问题之处。在对复杂的工业遗产建筑的认知上，我们一开始也是新手，尤其在首钢这样的项目上，改造高炉等设施花费了大量时间解决专业领域的知识空白。我们向老一辈的工艺师学习，进行多次现场踏勘以及反复图纸阅读并加以大量咨询请教。工业建筑需要有长时间建立认知和价值评价体系的过程，这是我认为它与民用建筑设计或者一般建成环境的更新项目之间非常大的区别。

此后，根据认知环节，我们需要改变自己，重新构建对工艺的理解。工业遗产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美学价值以及独特的工艺价值（技术价值）。尽管某些工艺可能从今天的视角看是落后的，但它有可能在特定时代和工业发展中具有首创意义，或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故事和发明历程，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因此，这是一个复杂渐进的重新认知的过程。

05.在工业建筑改造项目中的“变与不变”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在“保留与拆除”之间的平衡？

薄宏涛: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工业遗产更新领域中的永恒话题。我也曾与其他专家老师们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如何把握改造的程度，是以保护为主还是以改造为主？衡量历史价值尊重与保护的标尺在哪里？对于工业建筑未来使用的力度，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还是比较模糊的。

这个问题常常也会引起诸多争议，不同的视角往往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比如，在一个相关论证讨论会中，如果其中大部分专家来自文物部门，可能倾向于强调历史价值并以保留为主。然而，在实际项目中，业主真正关心的往往是项目的使用价值，而非纯粹的历史价值。这就需要思考我们进行更新的目的，即“让场所和建筑重新拥有自我造血的机能，使其能够自主运行并持续生存”。

以人体健康为例，治愈病人的目的是延续生命。同理，工业建筑原本的生产用途消失后，它的生命周期并没有结束，我们的更新就是应设法使其继续生存下去，注入新的内容和功能。因此，在判断更新程度及策略选择时，使遗存能够继续有效使用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就我们接触的项目而言，业主基本都希望建筑能够再次使用，否则，他们就会认为这些建筑毫无价值。这是一种对工业建筑遗存非常务实和朴素的认知。当然，这种判断视角还是相对狭隘，不能单纯以能否使用作为价值衡量标准，刚才提到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工艺价值以及美学价值等因素也都非常重要。

此外，我们也担忧工业遗存更新中存在的过度文物化的问题，因为这会导致大量潜在的更新业主望而却步。所以，为了支撑更新事业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良性的数据管理模型。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是分类管理，按照“文物”和“遗存”两种思路指导和管理工业遗存的更新。

文物口径的更新以公益内容为主，由国家拨款、政府公共财政支持，并持续投入，这是一种“静态”的更新思路。而在其他类别的更新中，除去重要物项不可随意变动外，其余空间要素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这就是一种“动态”的更新思路。

毕竟只有真正能够使用，我们才会有不断去维护它的主观的愿望，过度文物化会使我们静态保护的量太大，容易将这些本来应该介入我们城市生活的工业遗产割裂出去，变成我们生活日常的对立面。

所以，在制定相关规定时，我们既要警惕过度文物化导致的静态保护负担过重，也要避免过度改造导致的风貌丧失。因此，在调研、登记、普查和制定规则等环节，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能共同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发展。

06.您曾谈道：“建筑师需拓宽传统设计理念的红线，将上下游打通，尝试将原本相对清晰但过于内向的工作边界变得模糊化、弹性化”，这一理念在您的工业改造类项目中是否有所体现？

薄宏涛:实际上它是设计的通则，但对于改造项目，我们也有一个小总结。先前我们提及，设计师需放下与放空，以便在进入基地后，尽可能地吸收其养分。在工作路径的过程中，同样需保持放下的心态，避免过度设计，为未来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在使用过程中，建筑师实际上是在搭建一个舞台，使城市生活能够回归这片场地，并创造出更多的多样性和美好。这些可能性源自我们之前所说的模糊性。

关于场地的一种可能性，我们已经进行了讨论。所以，我们强调工作界面需要拓展，原因在于原先的界面过于狭窄。这种状况源于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所采用的设计院体系和专业细分方式，使专业人员能够迅速在较窄的领域内成长，成长为一个个精密的齿轮和元件来组成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以应对高速的城市化进程。

事实上，这不是建筑学的本质。建筑学的本质是建立综合、整体和长效性的系统认知，并推进关联事务的落地执行。（我们通常说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Comrade Deng Xiaoping was the chief architec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其中“设计师”的翻译是就是用的architect而非designer，就说明建筑师扮演的应该是个解决系统性问题的角色）因此，建筑师就是从事系统构建的人，其行业特性体现在全面思考、宏观视角，以及善于整合多个维度的内容，以统筹的方式推动发展。当然，我们会同时考量美学诉求、空间需求和功能诉求，但就工作本质而言，其综合性是与其他细分领域有巨大区别的。

面对更新问题，我们不能仅仅针对局部进行处理，而是需要整体认知并进行系统解决。

在解决问题时，我们可能并非直接针对地块进行解答，而是通过梳理周边情况，从疏解宏观矛盾而达成自然地解决微观问题的目的。例如，有时干道交通拥堵并非仅仅因为道路不够宽，而是由于周边毛细道路都因阻塞无法对干道进行有效分流。解决毛细畅通问题后，干道交通拥堵自然得到缓解。因此，在这个维度上，我们需要将原本狭义的建筑学领域的工作界面拓展。

这种模糊性实际上赋予了建筑师作为整体宏观架构者的角色，将众多信息和思考可能性整合在一起。边界过于明确的话，其他工种将无法参与，从而限制了创新的空间。因此，我们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都使其变得更加模糊，以容纳更多可能性，提供一个创造性的思考平台。

07.作为中国第一个高炉博物馆，您对首钢三高炉的改造秉承“封存旧、拆除余、织补新”的理念，让这座工业建筑遗存得以完整、真实地呈现给大众，让人们走进并认识那段辉煌时代和记忆。在首钢三高炉的改造项目中，您有没有遇到令人绝望的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薄宏涛:没有绝望过（笑），但是的确面临诸多困难。我们现在经常讨论韧性城市，力图打造一个在自然灾害、应急事件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备更好韧性的城市环境。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挺住，对于建筑师而言实际是一样的。

首钢三高炉项目是典型的更新项目，采用开放式设计。在开放设计过程中，我们需要突破原有狭义的边界，因为一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否则项目无法推进。例如，项目的选址定位环节，原功能并不在此，我们需在城市设计中提出建议，并在集团大会获得认同，才能继续进行。

好在作为第一阶段的选址过程较为顺利，获得了一致的赞成。随后，项目面临空间与内容如何建立对话关系的问题：如何与奥组委、石景山及秀池等地建立联系，让项目更具唯一性和话题感。

第二阶段实际上是对项目内容进行定位。虽然项目得到了各方认可，同意在此地建设博物馆，但是通过什么路径实现这一目标，分歧较大。另外，我们要考虑项目的运营问题，如何使其具备自我造血机能，或者说传统博物馆的功能哪些更能够打开为城市服务。在这个空间里，如何实现开与合的自由，以及在封闭的内核中，放置哪些内容，既能传承精神，又能满足实际运营需求。它是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我们提出了很多方案，并以直观的方案呈现，而非纸质任务书。

如果说第二阶段是“稍有纠结”，那么第三阶段可被称作“极为纠结”。

第三阶段主要原因是运营主体不稳定，导致项目面临巨大挑战。每个主体都有不同的想法，使得项目方向不断摇摆：可能今天决定做中国工业博物馆，明天就改成北京工业博物馆，后天又变成首钢企业博物馆，之后可能继续发生改变。尽管真正的主体一直是首钢，但其他关联主体的变动仍对项目产生影响。

这种摇摆会从施工图阶段一直持续到项目建成（第四个阶段），有时候项目建成后还需要在建成实体上进行修改，每一次修改工作量差别很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想尽力保留住原有的工艺内核，最终完全保留首钢三高炉中出铁的一组，其余两组各留一部分。

价值认知的趋同和差异点的弥合是整个项目周期的最大挑战。尽管我们在建筑领域具备专业优势，但业主在钢铁领域更加专业，所以往往存在价值判断上的分歧。通过不断地努力，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如今的项目状态并非最初的预设，但大家在共同的交流与磨合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建筑本身就是一种遗憾的美，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08.通过西十冬奥广场等项目的建设，您提出“竞技+，生活+”的概念，能否详细聊聊这一设计理念？

薄宏涛:我相继完成的《复兴引擎》和《复兴旅程》两本书，旨在梳理项目建设与评估过程中的隐性线索。在西十冬奥广场的建设过程中，虽未明确提出“竞技+生活+”的理念，但我们怀有一个朴素的想法：通过改造更新的项目，能够更多地提供城市价值，而不是将之变成一个封闭园区。我们更新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打破围墙，让城市资源和流动融入其中。使这片原本与城市隔绝的工业之地，得以重新融入城市机体。

简而言之，我们希望它变成城市，实现我们提出的“从工业性到城市性的转变”。作为城市，这个场所就必须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和功能，如餐饮、休闲、娱乐等消费场景。

奥组委办公园区有明确的边界，西十冬奥广场被划为一级安保线控制范围内。考虑到奥组委办公园区的安保需求，我们便将其一级安保线之外的区域改造为城市可用空间。星巴克和工舍酒店等项目便应运而生，成为城市生活的亮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生活+”，西十冬奥广场作为奥运指挥部，归为“竞技+”。

第二期项目包括体育总局冬训中心和六工汇，前者显然属于“竞技+”，作为大型商业综合开发的六工汇，涵盖商业中心、企业总部办公、亲子中心、电影院等属于“生活+”的职能。可以说，至2018年设计建设六工汇时，“竞技+生活+”的理念已较为明显。

同时，属于“竞技+”板块的功能，在后奥运时期也需要能够最大程度转化为“生活+”。

我们针对这些项目进行功能布局调整，确保既能满足竞技需求，又能为城市生活提供配套服务，比如：香格里拉酒店、腾讯体育转播厅等设施在赛事期间可以为运动员、裁判、官员等人群提供服务，赛后又能够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奥运遗产本身也是竞技体育的精神物象和场所内容，但周围的配套功能将来还是需要融入城市生活。以伦敦2012年奥运会为例，其城市设计目标就是提振伦敦东区场地，将其变为城市积极发展的一部分，其实是与首钢北区的更新目标和进阶路径颇为相似。

对于我们而言，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从无意识到自觉地探索：从最初的朴素想法到对后奥运周期的功能布局与运营的深入思考，形成了“竞技+生活+”的设计理念。

09.在您历时8年的项目经历中，有哪些关键时刻或决策对您个人和您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经历如何在《复兴引擎》和《复兴旅程》中得到体现？

薄宏涛:筑境原先最擅长的领域是“文化建筑”，还有与之相关的“公共建筑”。我也做过很多城市综合体项目，这些经验在首钢更新的过程中十分受用。因为我们过往涉猎的项目类型很多，而城市更新实际上是高度复杂和综合的，曾经的项目积累就成为巨大的财富，使得我们面对差异化功能类型时能够从容应对。

我们开始从纯文化建筑向更新领域转型已经有十几年了，这次转型受启发于2012年与程先生同行的西班牙之旅。在中西建设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更新改造类作品，很受触动。我们也意识到，未来发展趋势将从增量转向存量，因此将更新视为重要研究和实践领域。从那时起，我们不断寻求实践项目来推动研究，验证想法。

首钢项目便是这样一个实践的舞台，起初并不被认知，因为当时它的起点是一系列小微改造项目。对于我们而言，第一个重要节点出现在2015年年底，我们通过竞赛和沟通，获得西十冬奥广场的部分设计权。因为在此之前，我做过许多更新项目，但在2015前的三四年只落地过一个。当时大家可能比现在更迷茫，但现在更新做多了，也逐渐熟悉。

第二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16年6月份的城市设计。我们刚才谈城市更新的工作路径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设计。我们需要把所有已知信息，比如各方利益以及各种可能性和困难，集成在一个城市设计方案中并有形地呈现出来。在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里，城市设计起到了总体定调的作用，形成了清晰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两个节点对于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在这之后还有两个重要的节点：2019年首钢的百年华诞和2022年的冬奥会。在企业百年华诞时，我们能够看到大量返回园区的人，当时很荣幸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种认可让我们感受到精神的鼓舞，这说明在我们改造后，原来厂区的精神线索还在。

在冬奥的时候，那就不仅是受到首钢人民或者北京人民检阅了，而是在世界人民面前被检阅。当时，我们知道张艺谋导演的短片《二十四节气》中有三高炉的取景，但并不知道有多少镜头，后来看到出现了两组（清明和大暑）。能入选张导这部讲述中国故事的《二十四节气》短片以揭开奥运大幕，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荣耀。在奥运举办时，整个更新后的园区成为大跳台最美丽的背景板，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出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观，和对待历史问题、对待遗存以及来面向未来的态度，这对我而言非常非常重要。

10.您通过这两本书想要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在撰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或深刻的认识？您希望读者从中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或洞见是什么？

薄宏涛:我的老师程泰宁先生一直教导我们，设计创作需具备巧妙的思维、严谨的规划，坚韧的执行，同时要善于总结经验，并能予以阐述。设计师成长需要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能绘制出自己的想法；第二阶段，能将设计建造出来；第三阶段，能将自己的思考和经验总结成文字。这种总结是对过去实践和思考过程的回顾与凝练，如同我们梳理和凝练“竞技+生活+”的设计理念一样，能清晰地找出线索。

在面对更新项目时，我们希望通过总结来给未来的相关项目提供指导，从而梳理出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技术路径。此外，我们的两本书籍还有一个特点，即收录了大量的工程现场记录照片，如同建筑实录一般，这在过往的书籍中并不常见。我们强调这一点，因为更新项目与新建项目的最大差异在于“伴随式设计”，我们与项目一路同行。这些工程记录是我们现场工作的脚印，我们设计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和教训可能未来从事更新类项目的设计师们也会碰到。我想，对于我的同行们而言，我们总结的经验可作为设计的起点，避免从零开始。

我国正面临从增量到存量的转折，这一过程迅速且相关内容呈指数级增长，说明大家开始高度关注这个领域。因此，对过往经验的总结，甚至“教训”的呈现，都对这个领域的发展大有裨益。同时，观察全球城市更新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当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指标后，各国城市都必然面对解决存量的挑战，因此城市更新成为现阶段全球关注的话题。

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和与之伴随的增量实践，在欧美很多建筑师眼中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他们而言，这并非一个能够产生共鸣的话题。而城市更新则是这个时代的共同话题，当大家共同关注相同议题时，就能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我们希望通过文化传播，借助可以产生共鸣的话题进行交流，展示我国城市发展观的转型，呈现我国的城市更新实践。

11.古人有“著书立传”的伟大追求，往往都是功成名就之作。我恰恰认为这两本姊妹篇的出版是您新征程的起点，可否透露一下您目前的工作重心以及下一步的规划吗？如何看待当前市场环境中的机遇与挑战？

薄宏涛:确实，这是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实事求是地说，创作这两本书耗时费力，第一本《复兴引擎》，是在疫情期间突发奇想，随后开始动手创作的。尽管第一本在撰写过程中感到困难重重，但我仍有梦想和冲动继续写第二本，将七八年的整体实践线索进行梳理。这个想法我也与相关领导交流，征求他们的建议，并得到了大家广泛的支持。然而，疫情过后的2023年，决定动手创作《复兴旅程》的时候，我未曾料到这一年竟更加艰难，工作和家庭的重担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既然已经投入创作，便应当尽力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

人生旅程本无完美，总是不断追求完善的过程。因此，新作《复兴旅程》确实是对一段重要实践和人生历程的总结，也是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整个行业都将面临变革，大家都感受到了行业断崖式的跳水。但是，我们团队仍旧乐观地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重新出发的起点，意味着我们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的时代转向精耕细作的存量时代。

在存量时代，建筑师的角色和自身工作重心需要转变，能力提升和拓展工作范围也成为必然。过去十年的思考和实践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虽然这些财富不足以应对行业的寒冬，但至少能让我们保持平常心。面对存量的项目，难度系数和心理压力都较大，尤其是韧性。而过去的总结能为我们提供再出发的财富。

如今，我们面临大型项目的减少、市场趋冷、投资下降、周期边长等问题。尽管如此，小型化、碎片化和多元化的项目仍然存在。业主需求多样化，资源枯竭型城市需要转型，寻找城市适宜发展的道路；专业型地产业主大面积退出，大量非专业业主出现；单一类型开发模式难以为继，许多复合型业态物种出现；传统商办出租率下降，改变业态形式；制造业厂家希望进阶国际一流，园区软硬件全面升级洗牌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改变过去大兵团作战的模式，化整为零，提高单兵能力，耐住长周期的磨砺。

我们要意识到行业的未来就是如此，这就是必须直面的新常态。尽管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更加艰难，但我们相信在这个领域的持续努力会有回报，未来一定会取得收益。

12.作为中国当代建筑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UED有一个中国青年建筑师计划，通过我们的海外资源优势，将更多的中国优秀青年建筑师推向世界。您觉得在将中国青年建筑师推向国际舞台的过程中，建筑师和媒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薄宏涛:新也不新啦！也是半老头了！实际上对于建筑师而言，应该是比我们更年轻的，或者是现在陆陆续续开始冒头的才是真正的年轻建筑师，如果按照我们讨论的标准，应该是85或90后的，我这肯定算老的啦！（笑）

实际上，谈论国际化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语境。因为建筑师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类：一类是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或顶尖事务所工作经验的海归建筑师，他们天然具备国际视野和文化触点；另一类则是本土设计师，如我们。

尽管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有诸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但教育背景仍在国内，与国际教育或建筑领域的认知存在差别。因此，我们需要弥合这种文化差异。我们需要彼此了解，媒体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助推作用，让我们的实践和研究成果为外部世界所认知。同时，我们也通过媒体了解更多的他山之石。

以前，我们了解信息只能去图书馆阅读一些纸质资料，如今，信息传播便捷，使得世界更趋于扁平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搭建了沟通交流的桥梁。

例如，海外背景的建筑师在国际高校任教或频繁往来于各国项目之间，使得彼此之间相互了解。而我们的国内实践，也逐步获得世界认可，近年来在国际奖项中也屡获佳绩。获奖后，我们也会进行复盘，发现实际上不同奖项对于建筑价值的认知与评价标准差异是很大的。

价值观念的差异仍需通过更多交流才能理解，建筑媒体实际上是沟通平台重要的搭建者。建立好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后，我们还需要共同话题，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践和研究点位上寻找共鸣点。

去年，国际活动较多，我深感城市更新这一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正是我们交流和探讨的共鸣点。只要城市还存在，只要城市还在发展，就必然面对更新的问题，也必须不断地适配生活和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状态。

同时，在这样的桥梁上，我们需要能够平等地对话和交流，既非低声下气地汇报亦非高屋建瓴地指导。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实质性的交互，激发彼此的潜能。这并非盲目自信，而是建立在彼此认知和尊重的基础之上。总之，我们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以及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推动交流与融合，实现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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