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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SEEDING,CHINESE BLOSSOMING

conversation with the partners of gmp

德国种子、中国开花

gmp 合伙人访谈录

 

text_ 薛求理(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严谨简洁 持久开拓

曼哈德·冯·格康 (Meinhard von Gerkan)教授- gmp创始合伙人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激起了城乡建设的巨浪。在无数新建的城镇和街区里,境外建筑师的设计独树一帜,它们为中国的土地带来了新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中国的专业人士也有了就近学习西方设计和技术的蓝本。1980 年代初的海外设计,大量来自香港、日本和美国;1990 年代末,中国城市出现了欧洲建筑师的设计,这是火热建设中追求品质的开始。

 

从2001 到2013 年,gmp 在中国建成了70 多栋建筑。包括大剧院、火车站、会展中心、体育场馆、高层建筑、综合开发、城市设计等等我国21 世纪最"前沿"的建设类型项目,从沿海城乡到西部市镇,从黄浦江畔到天安门广场。10 余年时间内,gmp 设计建成数量之大、类型之广、分量之重,影响之远,令其他海外建筑设计公司难以望其项背。gmp 从一家德国公司,成为真正的国际公司,它的设计作品遍布欧洲、中国、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其办公分部也随着项目而开设在全球经济各个战略要点上。那些建筑不断地对当地的环境和条件作出反应,绝不卖弄玄虚,却都成了那些城镇的标志或当地人民喜欢聚集的地方。在纷乱、吵闹和嚣烦的中国城市,gmp 的设计,崇尚简约、变化统一,有助重整秩序,建立端庄、雅致和美好的城市建筑环境,并以现代技术重新诠释建筑学两千多年来颠扑不破的真理:实用、坚固、经济、美观。

 

海外建筑设计在中国,是全球经济文化持续一体化的浪涛拍岸;是我国政府、半政府机构推动"和国际接轨"并意欲领导潮流的决心之物化;是我国私营发展商在实现海量开发后追求更高品质设计的结果。外国建筑设计在中国的大量建成,外国事务所在中国的频繁活动,促使我们思考以下一些问题。

 

这些公司的哲学、理念和成就是怎样的,它们和中国以往流行观念有何不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理念指导下的建筑设计有哪些手法;外国的理念(如德国的精密),如何在中国低技术的条件下实现;发达国家的建筑设计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适应和影响;全球化形势下,建筑设计实践的输出、输入和生产组织机制;中外"合作设计"的"版权"问题;外国建筑师对中国城市建筑的观感和评论;海外建筑师的成长轨迹、在中国的活动及跨国生活方式。对gmp 这样的成功事务所,人们则希望了解其领航人的哲学理念、心路历程和持久方式。

 

感谢gmp 方小诗小姐的邀请,令我有机会实地学习gmp 在中国的著名设计作品,并有幸访谈了四位合伙人,从gmp 公司的实例和在中国及亚洲的实践,来关照和印证以上一些海内外建筑界和青年学生关心的问题。这次合伙人的谈话,坦率实际而亲切诚恳。在和各位合伙人的访谈中, 分别专注于以上的主题。冯·格康先生谈理念和坚持;格茨先生谈使命和亚洲;胥茨先生谈城市和设计;吴蔚先生谈合作和管理。限于文章篇幅,只将和主题相关的内容刊出。

 

薛:可否请您简单地介绍成长过程,为何选择建筑作为专业?如何创办gmp 公司?

 

冯: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距离二战结束已有十年岁月。我是一名孤儿,年幼时曾被许多不同的家庭收养,我也因此辗转在12 所不同的学校就读过。最终在结束了一个夜校的学习后,我才获得就读大学的资格。 那时的我对于最终选择什么职业并没有特定的目标,我只是拥有一些模糊的倾向和特殊的能力。这些倾向及特殊能力表现在我对自然科学,数学以及物理的喜好以及我对艺术及绘画的热爱。大学开始时,我修习了两个学期的物理学,然后又学习了一年法律,但最终我发现,它们并不适合我。 尽管我当时并不清楚,建筑师这个职业会为我的未来带来什么,我还是毅然决定在柏林开始我的建筑学学习。在柏林的建筑学课程进行到一半以后,我又转学到了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并在十年之后成为布伦瑞克工大的建筑学教授。

 

在我刚刚毕业不久,我就同福尔克温• 玛格以及克劳斯• 尼科斯一起开始参加各种公开设计竞赛,试图寻找我们的机会。尽管在开业后的第一年里,我们并没有真正获得任何盈利。但在这一年里,我们在竞赛中赢得了10 个一等奖,部分还是国际竞赛的头奖。这些竞赛中最大的项目就是柏林特格国际机场项目。获奖后很短的时间里,我们也真正被委任为该项目的主持建筑师,负责整个机场的设计工作,尽管当时我们甚至连一个地下车库都没有设计建设过。我们的事务所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展成为拥有100 多名员工的大型事务所。我们还在柏林开设了分部,以负责柏林机场的设计施工工作,并且在与德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建筑事务所的竞争中,不断获得成功。

 

薛:在您的成长年代, 有什么特别的建筑师和作品感动和影响过您?

 

冯:许多建筑及建筑师都对我产生过影响。路易斯·康建筑中的古典元素,埃罗·沙里宁建筑强烈的符号感,约恩·伍重超越时代的建筑手法,奥斯卡·尼迈耶建筑中激昂的情感表达无疑都对我产生过影响。但是对我产生持久影响的是意大利建筑师皮耶·鲁吉·奈尔维,他的建筑将结构与形体完美结合,具有强烈的表现力。

 

薛: 在当代中国,大型公共建筑越来越成为国家政绩、现代特征和经济成就的宣言。您的作品是如何做宣言的?

 

冯:我们不为任何一个政体建设,我们是为人类建设。以北京国家博物馆为例,我们设计建造的其实是一面橱窗,通过它可以让参观者了解这个国家5 000 多年的历史。这栋建筑是一个外壳,它不是显示政权的徽章。在这里展示的是文化、艺术、历史以及丰富的珍宝。 漫步其中,中国人可以回首他们的过去。这座博物馆不仅对中国人,对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都是一个必须驻足的地方。建筑本身巨大的体量来自于天安门广场巨大的尺度和这个拥有13 亿人口的巨大的国家。当然还有这个国家延绵久远的历史跨度。这里展示着一个最古老的人类文明之一的历史及艺术。这个博物馆将会加深中国人对自己的了解。

 

薛: gmp 以其明晰、干净、简洁、主次、有秩序的设计语言著称。为何"简洁"对您如此重要?这是否源自德国人的人格和哲学?您是否希望gmp 一直保持这种风格和方法?

 

冯:如果要比较包豪斯之后不同的建筑方发展方向,我认为有必要认真审视一下转变或者说发展规律中的一致性。这就是逻辑和简单性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部分来自自然界的现象,比如对称,这些基本原则也可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对世界的认知中找到。我们遵循的四个基本要素或者基础是:简单性,多样中的一致性,不被混淆性,构造的秩序性。这四点在我们近50 年的工作中既没被推移,也未被重新排序,更未被后现代所肢解。在我们的思想里和共同的行动中,坚持这四点始终是我们的责任,如果可以,我们希望这个基本原则可以持续更久一些。

 

薛: 在许多的国际设计竞赛中,gmp 经常和其他一些国际事务所比拼。您以何种策略和这些明星事务所竞争?

 

冯:我们在中国的成功必然基于诸多因素,而起步阶段的运气也很重要。然而能够让事务所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是我们明确的对待建筑的态度,它表现在我们设计中的简单、符合逻辑的概念,内敛含蓄的建筑造型及我们在施工中要求完美的专业性。直到今天,在中国我们的建筑仍然与众多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日本建筑师生产的建筑构成鲜明对比。

 

薛: 在大学的教学中,您培养大批人才,也将许多青年才俊带到事务所。您的教学和实践是怎样的关系?两者如何互利?

 

冯:我作为教授在布伦瑞克工大的正式任教已经结束。对我来讲,作为建筑师参与工程实践与作为老师教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因为只有在实践中积累了具体经验,才能使教学更合理并有更明确的目标。有不少我当时的学生在毕业后加入了gmp。我同我的合伙人福尔克温• 玛格共同创办了建筑文化学院(aac),在aac 的规定授课时间我仍然会在世界各地进行授课。当今许多建筑师接受过的专业训练质量非常不尽人意。我们希望能向我们的学生讲述我们在其他国家进行建筑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及总结,当然也包括与之相伴的机遇、危险以及经济赤字。对于我们来讲,将我们对待建筑的态度通过acc 传授给下一代建筑师们也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薛: 您掌舵gmp 在建筑的海洋里航行了50 年,您的愿景是什么?

 

冯:事实上,50 年前我们创建事务所时就已经考虑如何让事务所延续发展。我们为事务所起名gmp 冯·格康,玛格及合伙人事务所,就是希望我们的事务所通过年轻人继续传承下去。尽管福尔克温·玛格和我都拥有自己的项目,然而我们会彼此以及与我们的合伙人和团队分享我们的基本信念,并且在事务所成立伊始就将这一原则灌输给年轻建筑师及我们的下一代们。

 

薛: 您设计了上海临港新城、重庆大剧院和许多其他建筑,您是否亲临现场看工地或完成建筑?您的海外旅行频繁吗?冯: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为中国的业主提供了不计其数的设计方案。 其中有75 个项目已经建成,另有80 个即将建成。容纳130 万人口的临港新城是gmp 在中国参与的最大建设项目。我本人在过去的11 年中60 多次飞往中国,去考察项目基地及参观建成项目。

 

薛: gmp 发展成一个跨国公司,在许多大洲留下印迹。相比较于其他国家,gmp 在中国的项目上,有无特别的策略?

 

冯:在中国还存在着许多建筑及城市规划上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德国是没有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试验和想象的国家。另外由于中国爆发式的发展,在文化领域可以提供的建筑项目机会不可计数,这在今天的欧洲已无可能。试想在未来整个欧洲还会新建多少音乐厅,歌剧院或者图书馆?而在中国,我们在短短几年内新建了三座歌剧院。面对这种诱惑,世界上哪位建筑师不会心动。然而中国的大量建设也带来许多隐患。中国人的建设活动某些程度上过于随意。许多工程深入设计时没有按照竞赛获奖方案实施,或者某些方案被反复修改,直至与原方案面目全非。

 

采用一个形体上有强烈图案式象征意义并且有着鲜明特点的设计概念,通常是在中国建筑竞赛中取胜的法宝。评审在选择入围方案时,首先考虑的是建筑的形体。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设计方式导致在中国出现大量具有疯狂形体的建筑。这种建筑方式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它只是大多中国城市经历的短时间的时髦。我们一直在努力用我们的建筑对抗目前中国泛滥的装饰性建筑。我们坚持设计清晰简洁的建筑形体,因为它们即便在诸多大尺度的中国项目中同样是合理的。我们强烈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塑造合理尺度的街道和城市开放空间提高都市生活质量。

 

薛: 您设计了上海临港新城、重庆大剧院和许多其他建筑,您是否亲临现场看工地或完成建筑?您的海外旅行频繁吗?冯: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为中国的业主提供了不计其数的设计方案。 其中有75 个项目已经建成,另有80 个即将建成。容纳130 万人口的临港新城是gmp 在中国参与的最大建设项目。我本人在过去的11 年中60 多次飞往中国,去考察项目基地及参观建成项目。

 

冯: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为中国的业主提供了不计其数的设计方案。 其中有75 个项目已经建成,另有80 个即将建成。容纳130 万人口的临港新城是gmp 在中国参与的最大建设项目。我本人在过去的11 年中60 多次飞往中国,去考察项目基地及参观建成项目。

 

 

德国亚洲 文化使命

尼古劳斯·格茨(Nikolaus Goetze)先生- gmp合伙人

 

 

薛:可否请格茨先生谈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如何加入gmp?

 

格:我在念高中的时候,17 岁去美国纽约附近的一个学校做交换生,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的经历。中学毕业后,我去了亚琛大学,这个学校位于德国、比利时和荷兰边界地带,接触了许多荷兰和比利时的建筑师。在德国读书的时候,一个班学生很多,得不到老师集中的指导。我选择去了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读建筑的"师徒班"一位老师带8 位学生,学5 年。但我在那里只学了2 年。我的老师是Wilhelm Holzbauer,他设计了阿姆斯特丹的歌剧院。老师对学生的促进很大。他的教育,使我对自己将来的建筑事业产生信心。1980 年代的奥地利,是建筑学术的荟萃沸腾之地,三所建筑院校都想争第一。在那里。许多教师各有所长,我在那个城市读书收获很大。读了两年,我还是回到了德国。一个德国人,在奥地利这样的小国家,不会有什么发展。回到德国后,我渐渐地对gmp 的工程感兴趣,我欣赏他们设计的柏林机场。那时老板比较年轻,我觉得这家公司有发展前途,就申请加入。

 

我的建筑人生,是由变革推动的。1987 年,我加入了gmp, 对我是一个推动。我参加了许多的设计竞赛,也赢到不少奖项。赢到设计竞赛总是激动人心的。第二次推动,是1990 年东、西德国统一。东德部分突然有了大量的工程,使得我们非常忙碌,我们赢得了莱比锡会展中心的设计,那是德国那个时期的大型工程。我们的项目来自魏玛、莱比锡、东柏林。1997 年我初到越南,来到亚洲和中国,开启了第三次推动,开拓在中国和亚洲的设计业务。这是我的命运和归途。

 

薛:请问格茨先生是如何进入中国市场的?

 

格:我们1999 年到南宁参加南宁会展中心的设计工作,我们不认识任何当地人。南宁的政府和有关负责人士,对我们非常友好,教我们生活和各种中国的习俗、工作和饮食。我们在南宁有了合作伙伴,学习了在中国如何开展工作。这段经历我一直受惠至今。别人到中国来,都是从沿海大城市进入。我们却是从广西进入中国,这是特别有意思的。

 

自从在北京和上海取得设计任务后,我们去往中国台湾发展。我们设计了台北的会议展览中心。中国台湾做事的方式和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那里的人受美国影响,思维也不一样。同时,那里的建筑深受私人发展商控制,项目受金钱引导,公私合作、BOT(Build-Operate-Transfer),在台湾做事情不太容易。我们也去往韩国、印度、中东,经验完全不一样。最近我还去了缅甸、菲律宾。

 

薛:您如何比较这些亚洲国家和在这些地方开展项目的难易程度?

 

格:这些地方确在发展,但在整个亚洲地区,中国无疑是最强大和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业主和德国建筑师能够良好合作,因为大家都有向前看的眼光,不想浪费时间。中国人也长时间地讨论各种方案的可能性,但一旦决定要做,推进和执行力是无以伦比的。中国的业主对建筑风格不太有信心,所以老是要通过设计竞赛来选择。业主希望通过德国人的眼睛,来诠释中国的传统。中国业主做事勇敢有冲劲。他们总是想要一个强大的概念、新的、好的、前卫的东西。gmp 则试图说服业主不必采用太过时髦的东西,而应选择概念强大和永恒持久的建筑。现在地标图像建筑泛滥, 一个城市再强,又哪能容纳那样多的"图像建筑"呢?

 

薛:德国是先进发达的社会,越南则是刚刚起步。德国的设计如何适应越南的条件?

 

格:在越南,情况就和中国完全不同。他们什么事都决定不了。 一件事讨论起来就是一年,需要尊重这个那个的意见。这样建筑就要处处妥协。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做成了四项政府工程,国家会议中心、博物馆、公安部大楼、议会大厦。另一项工程,尚未定案,是私人发展商的。这些项目都是通过国际设计竞赛获得的。有许多海外的设计事务所参加。评委中,60% 是越南人,40% 来自海外,也包括中国的教授、澳大利亚的建筑师。设计竞赛的程序体制和中国类似。先要申请,看你过去同类建筑经历。我们在越南有很好的合作伙伴,是从前东德来的工程师事务所。东德曾经为越南的教育贡献良多。在越南,我们惊讶地发现,越南曾和前东德有很多的联系。有些知识分子,曾经在东德学习,有的业主,开口就说德语,有的会用德语唱圣诞歌。越南人民对东德一直怀有良好感情。

 

在越南,你要有很强的心态,来经历那些看来无休止的讨论。我们在越南创下了名声,我们可以按时完成任务,坚持到工程完成。如国会大厦,做了8 年。越南人喜欢德国公司的精确、细部,喜欢德国人做建筑的方式。在国会大厦里,我们做了许多院子,房屋和自然交融。在设计国会大厦的圆形会议厅时,我们尊重越南的哲学。越南人很重视"第二眼"的视觉效果,比如做室内设计,远看和近观都有不同的做法。这个很有意思。

 

薛:越南现有的条件,能否造起德国的精密建筑,又能否付得起你们的费用?

 

格:越南的建筑水平十分低下,和中国是不能比的。在越南,不可能用太过复杂的技术体系。要尽可能地简单。我们合作设计公司的负责人在俄国和日本受过教育,但手下的人就没有什么建筑经验。我们和他们就像大哥和小弟,这10 年来,他们也进步了许多。他们本来是国营单位,现在正在转型到私营公司。他们在进步,但还是落后许多;他们能完成任务,但对建筑概念还不能掌握。任何事情,完全要依赖我们的判断和决定。对于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越南的经济曾经活跃,但2008 年金融风暴时受到打击。金融风暴后,越南已经没有这类大项目和国际设计竞赛。我们目前在越南有约15 位员工,7 - 8 位是德国人,有德国的工程师做结构、地盘测量。越南办事处的规模取决于工程量,上下波动,有时多,有时少。有的时候只有4 - 5 个人。 不像我们在上海,经常有20-30 个项目在齐头推进。

 

我们坚持,德国质量,德国收费。你如果不要德国的质量,尽可以找别人。设计费和中国相比,低到简直难以置信。 给私人开发商做,几乎是收不到费用。越南政府也渐渐明白了要有高质量的设计和工程。在国会大厦,政府想要西方的技术,这也是他们选择德国建筑师的原因。我们研究了许多可用的材料,越南业主让我们选择欧洲的技术和构件,如德国的门和电梯、意大利来的石材, 他们确实喜欢好的产品,做最好的建筑。金融风暴后,这些都不大可能了。

 

薛:gmp 信奉明晰、简约、变化又统一的设计原则。公司大,战线长,如何保证gmp 的特征在所有项目中贯彻呢?

 

格:我们公司的上下都信奉简约的理念。我们有日常的沟通。每年,或有时一年两次,公司内有个著名的"项目评价"会议。合伙人、项目合伙人,一共12 人,开两天的会。上次会议就是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各位合伙人会展示他们的设计,通常有近200 个项目在会上汇报。分"建成"、 "正在施工"、"未建成"等几个类别,然后各人评价给分,从-2 到2,-2 最差,有负gmp 的声望;2 是最好,给gmp 注入新的力量,当然很难。1 分是基本达到gmp 期望的水准。0 分,则是不过不失。一般来说,小项目、博物馆比较容易拿到高分。而综合性的大项目,上面办公、底下商铺、加上公共交通等等,经常只获得-2 分。商场和大型综合项目想要达到高的艺术水准,就比较难。我们评价出分数后,会做统计和总结。高分的项目,我们会告知公关部门,多多将其向外推广。

 

上海这里的竞赛,我是全情投入。 我将想法画成草图,用手机拍下来。你看我手机中存了很多草图,有大连、伊朗的项目,有做公共空间的,有推敲立面的,再通过网络传到合作人那里,我们就是这样控制工程质量的。

 

薛:您的建筑人生,已经经历了三次推动,何时会有下一次推动?

 

格:我已经人在旅途,会把中国好的东西,带到德国,如杭州的湖山风景和景观,告诉景观设计师如何做景观和道路;也会把德国的好东西如环保技术带到中国。我们要不断提高。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会改变我们的城市。我们就要思考:在中国和印度,未来是如何的。我们的设计要跟上,将双方的好东西互相引介,这是我的命运归途。

 

格:我一年来中国12 次,平均一个月一次,每次大约一周左右,在这一周中,我以上海为基地,去杭州和其他地方,如厦门、重庆等地。大约每三次来中国时,我会去一次河内。河内不像在中国这么忙。我到中国来,都是住在旅馆里。我喜欢研究分析各式旅馆和它们的设计,看看有哪些最新的手法。建筑类型中,除了喜欢设计博物馆外,就是旅馆。

 

这10 年,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中国的进步。现在竞赛过程组织得更加透明,决策很直接。人们会告诉你,哪些方面你做得不好,让你心悦诚服。在德国经常有人问我:你如何和中国人打交道?我说,我从未有不愉快的经历。当然有些时候也会发生,如业主不付钱,或合作不愉快。这和中国无关。这种人和事,在中国会遇到,在德国也一样会遇到。现在中国的东部城市,比如上海、杭州、宁波、深圳,都比较接受我们的理念,和业主的讨论是高层次的。中西部城市则依然中意那些大声吵闹、语言怪异的建筑。这是个教育的过程。中国政府计划发展西部,人民安居乐业。下一个10 年,会是发展西部的10 年。我们希望提供美好高档的建筑环境,为这个目标做出我们的贡献。

 

 

 

市民建筑 寻求突破

施特凡·胥茨(Stephan Schütz)先生- gmp合伙人

 

 

薛:您对当代其他建筑师和潮流有何评价?

 

胥:我不想只点出一两个名字。我不认同那些不问环境预先设定风格的"签名建筑师"。我钦佩那些对周边城市环境作出不断反应的设计,那些和环境对话的设计。

 

薛:柏林- 北京办公室设计了北京基督教堂和青岛大剧院。在gmp 的作品历史上,这两个设计是否有突破性的意义?

 

胥:北京的基督教堂,是我们到达北京设立办公室时的一个项目。我们将体量做成圆角,用竖向的饰条将其包起来,让它尽量地纯一些。牧师说,教堂也得自力更生,这个教堂底层是商业部分,二楼是主教堂,三楼是办公室。 我还是有很多的遗憾,原来设计任务中有书店,后来取消了。开始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房子,业主说预算很低,不适合你做。我对业主说,在此地重建一个,看看我们能够做到些什么。那些竖向装饰条,我们想做混凝土的,业主觉得太贵。所以,现在那些条板只是石膏板,过4 - 5 年,一定得重新粉刷一遍。

 

青岛大剧院是北京、柏林办公室之间做的设计。我们主要是想在那个地方,剧场之间创造比较多而丰富的公共空间。在剧场之间人们可以约会、闲逛,剧场放在抬高5m 的平台上,人们可以俯视整个公园广场,看见黄海,这是我们想在这个设计中表达的。另一边开放,人们可以看见崂山。大屋顶下的平台,就是起到公共空间的作用,音乐厅一边引向山景,多功能大剧场一边面向大海。每一个演艺场所,都可以单独地运作。在平台下面,是排演室、更衣室等内容。这里的顶棚格栅不加玻璃,就是漏空的。可以有新鲜空气,产生阴影。在青岛的气候条件下,这些设施会使人很舒服。天津文化公园的总体规划定下后,大剧院必须对着文化公园和人工湖,路是半圆形的。所以天津大剧院的形状就必须与此对应。

 

在许多的工程里,我们试图找到一些元素,这些元素并不来自设计任务。例如青岛大剧院的这个大屋顶,业主并没有要求,我们只是想创造公共空间。天津大剧院也一样,有平台,有屋顶,在平台和屋顶之间,是三个剧场。这样,我们对城市、市民和环境就作出了贡献。我们邀请市民到这里来,也许并非人人进入剧场,作为访客,你可以在这里逗留游玩。这是我们送给城市的礼物。

 

薛:gmp 设计了柏林的火车总站,各种车辆在此交汇。天津站的设计,是否移植了德国的经验?

 

胥: 柏林和天津站在城市中都起到了人行通过作用。所以我们处理成南北向长形,连接城市里的各项设施。柏林的车站是开放的公共地方,而天津站只是给持票旅客使用。

 

薛:北京天安门广场在中国具有心脏和政治象征作用。站在天安门这一侧,就看见新建成的国家博物馆,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胥:北京国家博物馆在这么显著的位置。1959 年造的房子依然在那里。我们不想做个很新潮的方案,和原来的对抗。前后做了两次方案。设计竞赛方案,意图建立新旧建筑之间的对话。在原来中央庭院的部分,我们引入很大的悬浮屋顶,也可以同时看到紫禁城。在屋顶下,是公共空间。天安门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这里我们也可以有很大的公共空间。赢得竞赛一年后,业主和我们重新讨论这个方案。业主希望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时髦设计,而要表现出对老建筑的尊重,是老建筑的延续。第二个方案,就是现在的实施方案,我们采用了原来建筑的元素,如原来窗洞的比例,推敲石材的颜色质地。在尊重老建筑和历史的同时,我们也要让人看出来,这是在2011 年建成的建筑,而不是1959 年风格的拷贝。步入大厅,室内有良好的比例;接近展品的时候,有良好的宜人尺度。这样,从天安门广场的大尺度,到展品前的小尺度,就形成了一个逐步过渡的序列。交通人流是重要的考虑,每天有5-6 万的参观者,在过年过节时人更多。国家博物馆必须要有中国特征,但并不一定要宏大。旁边的国家大剧院是个反面例子,完全丧失比例。从北海越过故宫,你看见的是一个不成比例、无可救药的庞然大物。

 

薛:这几个设计,您自己比较喜欢哪个?

 

胥:好像我两个孩子,我都喜欢的。对问题多的那个,你会特别关注,例如北京国家博物馆。房子造好,这时候也许是最痛苦的,只好让它走了,把钥匙交到业主,我就开始担心,希望这些建筑有个良好的使用和保养。维护方面,有的好,有的差。大多数业主尊重我们的设计。国家博物馆,原来是很纯的空间,后来加了成千上万的小展品、家具,各种设计风格,种花种草,展览设计不是我们做的,这就和原来的意图有了很多的不同。尽管我们不大认同那种摆放的方式。当然,这就是生活,我们无法改变。

 

薛:您如何管理和控制两边的办公室和项目?

 

胥:如果我在柏林上班的话,早上上班,正是北京的下午,所以我的上午主要就是和北京联系,处理北京的事务,做北京工程;下午,北京的同事们休息去了,我就做柏林和德国的事情。深圳办公室不做设计,他们负责管理和实施南方的项目。现在柏林和北京的办公室,各有60 - 70 名员工,工作量相若。人员和工作量都比较稳定。柏林的办公室会支援北京的项目,做设计和规划。北京的人员都是信得过的,我们的想法可以在北京完全地落实。图全是在柏林做,柏林和北京的表现图,都是柏林公司内部做。业主喜欢看立体的图,如果不看图,他们无法理解你的概念。 我们并不想把公司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再大了,就无法控制管理和质量。

 

我在北京住了两年。现在往返北京、深圳和周边城市,有需要就来,大的项目向业主汇报、重要汇报,参与设计竞赛的讨论。除了电邮或其他通讯以外,面对面的交流、在桌上当场画草图讨论是不可或缺的。平均每月来一次,住一个星期左右。到北京后,我长期租住锣鼓巷菊儿胡同的一个小单位,我喜欢那儿的气氛。

 

 

 

外国管理 中国实施

吴蔚(Wu Wei)先生- gmp中国合伙人

 

 

薛:请教吴先生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如何加入gmp 的?

 

吴:我出生在甘肃兰州市, 1988 年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建筑学专业,1992 年毕业。我于1994 年7 月出国到瑞士联邦高等工业学院 (ETH) 念书。先读德语,语言考试通过后在1995 年秋天开始读建筑。ETH 的文凭课程(Diploma,类似国内本硕连读)要读4 年(8 个学期)外加一个毕业设计学期。我在中国读的四年本科,在那里,只折合成一年,所以必须从二年级读起。我大概是第一个中国大陆人,在那里读建筑系本硕课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