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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更新能否顺利“逃出克隆岛”

 

南锣鼓巷始建于元朝,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长787m、宽8m,由于其核心的区位再加上中央戏剧学院和国家话剧院两大文化机构,几年前聚集了大量文化创意工作者,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最佳风情地之一”。而2016年4月21日,北京东城区旅游委在官网上发布《关于南锣鼓巷暂停接待旅游团队的通告》,为了限制过度增长的游客数量,南锣鼓巷主动申请取消3A级景区资质,并于4月25日零时起暂停接待旅游团队。

《通告》传达出的信息告诉我们中产阶层化以及过度的商业化已经成为旧城更新中城市无法承担的重负。
 
 
 
王翊加 
香港大学建筑系博士研究生,自由研究员
 
创意产业与旧城更新:一对完美的组合? 
 
世界上很多重要的创意产业聚集区都和旧区重建有关,如英国泰晤士河南岸、德国鲁尔区、美国纽约的苏荷、日本北海道小樽运河等,一方面,这些衰落的老区往往位于城市核心区,可以为创意阶层提供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和低廉的租金。另一方面,创意产业为旧城区带来的文化附加值可以弥补旧城与周边新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的差异导致的土地价值的落差,进而避免旧城被粗暴拆除重建的命运。而创意产业和旧区特色互相强化,有利于突出城市特色,增加城市竞争力。然而就是这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的组合却正在制造着一个又一个“南锣鼓巷”:创意阶层进入旧城区,取代原有的居民,刺激了区域的中产阶层化之后又被资本逼迫迁出。令老城区产生魅力的原真性与独特性全部随着旧城的“复兴”被新型的连锁店同质化力量所淹没,终于变得索然无味。
 
△ 南锣鼓巷地图
 
△ 上海田子坊
 
南锣鼓巷的发展历程是文创产业结合旧城开发最终走向中产阶层化的一个标准范本:“创意阶层”因为南锣的区位优势以及低廉的房租而聚集,这里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所焕发出的自由精神,也为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市注入了现代化新开端的美学价值。然而,2008年奥运会过后,在旅游产业和时尚杂志的符号经济作用下,慕名而来的游客与日剧增。经济资本不占优势的独立艺术家和工作室聚集的创意生态形成后,在城市规划部门的引导下,企业和资本链开始逐渐入驻,这里的房租也随之连年翻倍地被抬高。高额租金迫使无力承担的文艺工作者向其他地区转移,逐渐把空间让渡给投资少、回报快、相对收入高的低端业态。
 
△ 上海田子坊
 
南锣鼓巷的发展模式与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苏荷在时空上遥相呼应,而北京也正有越来越多的老城区在步其后尘。若将视野放大到全国范围,数不清的“南锣鼓巷”在各个城市中遍地开花。
 
△ 上海田子坊
 
上海田子坊的命运和南锣鼓巷如出一辙。田子坊始建于1930年。解放以后逐渐形成以里弄工厂和居住为主导功能的混合街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市产业升级导致里弄工厂空置;同时旧式里弄在功能上已难以满足居民对于住区的需求,仅剩下长期居此的“老上海”继续留守。
 
1998年著名画家陈逸飞开始率先租用田子坊的闲置厂房作工作室。旧厂房和部分民居通过转让置换,变成画廊、陶艺馆、摄影棚等各类艺术工作室[1]。完善了地区建筑物与公共空间的改造与美化,推进了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
 
 
 
 
△ 田子坊街景
 
文化创意产业逐步发展为地区主导产业; 人口构成由单一走向多元,封闭社区开始向艺术家甚至游客开放,田子坊地区的艺术氛围得以形成。然而田子坊的新特征让商人看见了获利的可能性。商人更多的资本和财税支付能力,更有力地推动了地区空间形态与基础设施的改善升级。但是,商业对土地的需求竞争,带动房屋租金快速上涨,这促使许多原住民和艺术家外迁或维权。地区在功能与人口构成上出现以商业和商人为主导的单一化趋势。据调研发现田子坊的店铺主要集中于餐饮、酒吧、服饰、工艺品、画廊等产业,很难在其中找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原创设计。[2]
 
 
小资化:创意地产中被人为复制的死循环  
 
大部分创意产业与旧城复兴的案例都最终陷入了过度商业化的恶性循环。而商业化除了剥夺了原住民的居住权之外,另一个自身无法跨越的局限,是商业化与原真性不可兼得的特性。商业化的本质是一切商品都可用金钱衡量,这无疑削减了商品的特殊性。许多以商业化为目标的旧城更新短期看来似乎是在挖掘当地特色,但商业化促发同质化令其独特性与特殊性越来越少。伴随着纯粹商品化而来的温和均质性,抹除了垄断的优势,文化产品变得和一般商品并无二致。
 
这就是利用商业化进行旧城复兴无法跳脱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独特性、真实性、特殊性是通过文化建构形成垄断地租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商业化却最终导致了独特性、真实性和特殊性的消失[3]。而中国的创意产业与旧城更新的主要问题是人为地在复刻这个过程。这与中国目前大多数文创区的开发模式有关。目前的旧城开发仍然以最大化土地价值为目标,而通过小资化令旧城的使用者更新换代就成为了最大化土地价值的一种手段。在这过程中,创意人群的植入刚好能够快速促发整个区域的升级,而植入文创功能成为了他们盘活衰败街区的一种方式。因此创意阶层进入旧区取代原有的人群,带动区域提升又在小资化过程完成之后被资本淘汰出局成为了一种人为追求的目标,小资化的过程也在人为的操纵下更加迅速。
 
创意能否引导旧城更新逃脱中产阶层化陷阱  
 
创意产业的介入无法避免商业化带来的对原真性的损害,并且原真性被损害之后创意产业的土壤也被破坏。因此利用创意产业实现旧城复兴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如何做到在商业复苏、房产增值的同时避免过度商业化带来的同质化与原真性的丧失。换言之,如何令这种原真性的创造变得可持续。
 
目前有两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避免文创复兴旧城落入资本循环的陷阱:第一种是通过政府或者非盈利机构(NPO)等没有直接经济利益诉求的机构介入,避免纯粹的商业行为。
 
△ 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来源:httpwww.nookcity.tw)
 
比如台北的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宝藏岩的前身是被军方划定的“第一营区”,用来对撤台难民进行军事管理和人口管理。老兵们娶妻生子之后开始在营区周边自发盖房建屋。20世纪70年代由于都市化进程加速,宝藏岩吸引了从中南部地区北上打拼的移民,加上高校学生寻找校外廉租房以及大批外地新娘的涌入,大大增加了宝藏岩的居住人口,也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发形成的建筑群落。1980年,宝藏岩的土地权属从“水源地保护区”变更为“公园用地”,希望借由此计划将宝藏岩地区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消灭,维护台北的都市形象。但此计划遭到了居民的阻碍,最终依据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可行性报告,宝藏岩在2004年5月14日被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登录为“宝藏岩历史建筑”。
 
 
2010年正式由“台北国际艺术村”团队进驻营运。团队引入的“艺术驻地”与“国际青年会所”计划也得以实施,以体现“生产、生活、生态”的统一,并希望以此将历史建筑转化为聚落活化的形态保存下来。规划提案时拟出了“共生艺栈”的概念,艺术家驻留的空间占10%,原住民的地方作为福利家园占50%,生态学习计划和NGO 空间占10%,对外营运的青年旅社占30%。
 
△ 纽约苏荷区
 
纽约苏荷区是在绅士化过程中政府和非盈利组织(NPO)参与,对整个商业化过程进行控制和干预的例子。在艺术家的迁入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导致了乡绅化之后,为了保护整个区域的街区特色,避免大型商业的迁入,1973年,在“铸铁建筑之友”的推动下,纽约市“历史古迹保护委员会”将苏荷区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铸铁建筑群确定为纽约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区”。随后, 纽约市“文化事务部”、“历史古迹保护委员会”和纽约市规划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章,严格规范苏荷区的改造工作, 内容主要包括 : 第一,不允许整幢拆毁铸铁建筑; 第二,新建筑物的高度和建筑风格必须与整个街区其他建筑相一致,以保障街区环境的协调;第三,地面零售部门占地不得超过930㎡,以防止大型零售业侵占太多空间;第四,艺术家的楼房不能小于111㎡,以保证艺术家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需要,防止房东肆意分割房间, 以便增加出租单元; 第五,餐馆、酒吧等娱乐场所的占地面积不得超过465㎡等。
 
△ 纽约苏荷区的铸铁建筑
(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Ho,_Manhattan)
 
△ 纽约苏荷区的铸铁建筑
(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Ho,_Manhattan)
 
除了政府的控制,非盈利组织也能有效地平衡过度商业化带来的对原住民利益的侵害。乔治·麦修纳斯是苏荷区绅士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曾在纽约大学取得了美术史专业的博士学位。他认为要使苏荷区真正成为一块稳定的艺术家们的殖民地,最可靠的方法便是艺术家们取得苏荷区房产的所有权。1967年他创办了弗勒克斯豪斯合作公司(Fluxhouse Cooperative) ,并积极与苏荷区急于出售房屋的房东进行接触,希望将其住宅购买过来。他先用2000~5000美元不等的押金取得暂时的房屋所有权,然后将房屋出售或者出租给艺术家,再用所得资金付清欠款,然后以同样的方式购买下一栋建筑。麦修纳斯就是依靠这种大胆的方式,实现了打造“艺术家们的苏荷”的梦想。到1968年6月, 麦修纳斯已经在苏荷区以集体筹资的方式买下了17幢建筑。难能可贵的是,他将手头的房产全部以平价出售或出租给艺术家们,几乎没有从中获取多少利润。
 
 
 
这两个例子都反映了政府和NPO的参与对于资本寻求短期利益而破坏整体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苏荷和宝藏岩首先都是通过将整个区域乏味历史建筑保护区,通过政策法规的控制保证历史街区的空间特色。在保留了空间特色的前提下,通过限制入驻人群的类型以及比例来达到保护原有的社会关系的目的。
 
另外一个跳脱资本循环陷阱的方向是避免过度依赖外界对旧城区文化的消费盈利,通过在旧区发展生产性的功能实现自我造血。许多自发形成的创意产业聚集区在早期都是这种模式,聚集区的功能以生产为主,因此自发形成的创意产业聚集区,如北京798、南锣鼓巷等发展初期都呈现出生命力创造力旺盛的特征,也因此才能促进整个区域的发展与特征性原真性的形成和强化,但是问题往往出现在创意产业激发了旧区活力之后的资本介入。如果资金投入到炒高地价或者收益短平快的餐饮、旅游类产业,同质化过程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能够将资金投入到对生产型功能的孵化的业态,如服务对象不再是传统商业开发中的外来消费者,而是在区域中身为生产者的创意人群,不但可以透过扶持创意产业的发展实现自身的盈利,更加可以维持和保存区域的原真性,形成良性循环。
 
△ F518 时尚创意园孵化器(来源:httpwww.cnf518.com)
 
F518时尚创意园由深圳西乡街道的一处旧厂房改造而来。在宝安区政府的引导和协助下,公司取得了长期租赁权, 并对旧厂房进行了改造和装修,与许多地产开发类型的创意产业聚集区不同,F518被定位为以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和创意项目孵化为核心,力图最终形成创意产品研发与交易、版权展示与交易、创意设计、广告策划、游戏动漫、影视制作和艺术品创作与销售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开发运营机构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创意项目孵化中。因此园区中产生了更多的服务与创意人群的业态。这种孵化模式在目前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投资企业盈利和整个创意产业聚集区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小结
 
小资化某种程度上是旧城复兴的标志。但经常被人诟病之处在于许多绅士化是通过中产驱逐无产、强势压制弱势实现的。而真正的旧城复兴的目的并不是释放多少土地价值,而是如何通过旧城的改造改善更多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现人的复兴才是真正旧区复兴的意义,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孙施文,周宇. "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城市规划1,No. 221(2015).
2. 毛毅静. " 创意产业园区的历史遗存与文化 ——以田子坊为例."创意与设计2, (2010).
3. 戴维·哈维. 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 商务印书馆,2014.
(文章选自UED杂志第102期,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编辑:林艾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