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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Public Art story-telling or form-focused

景观与公共艺术 讲故事与重形式

 

 

 

 

 

 

朱育帆:王培波老师是从美院里走出来的艺术家。建筑设计师或者景观设计师做到一定阶段都得谈艺术。从非艺术的角度看,艺术家是一个比较神圣的职业,有一种距离感。那么从艺术圈里出来的人,是从怎样一个角度来认识大众的呢?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你们很神秘,做的事情很神圣崇高,但是艺术需要有一个大众的公共领域,需要被朴实的价值观接受才能够存在。您作为艺术家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王培波:过去的艺术家主要作品集中在美术馆展览,所以产生了一个相对隔绝的状态,与一般人有距离。而现在,艺术扩展到雕塑和公共艺术的范畴,这种使命感就会减弱很多。现在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是因为艺术创作相对比较独立,不是一种必需品,所以有时会有孤傲的感觉。但是真正进入到公共艺术的领域后,这种现象自然会被打破。

 

 

朱育帆:现在在您的圈子里,艺术家会做出相关的调整么?

 

王培波:这种调整当然会有,但不是很普遍。一般情况下,涉及到雕塑时艺术家会考虑这个问题,不接触这方面的一般不会考虑。基本上是这两种思路。雕塑可以做在室外,如何与景观、建筑结合,怎样让大众认识它,就是一个雕塑艺术家需要考虑的方面,而其他的艺术家在这方面会思考得少一点。雕塑是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存在一个知识范畴的问题。

 

 

朱育帆:国际上的很多建筑师也是有多重身份的,做了很多事情。从您的工作看,您也是类似的身份。 那么您怎样做出这种不同需求之间的沟通?

 

王培波:我们学校的教育系统与其他学校不太一样,一般人会认为美术学院在技术领域不会涉猎很广,但是我们接受的跨界知识比较多。比如在学习雕塑的时候,我们还学过制图,这是不可想象的。另外由于设计学科的关系,我们学院在课程的安排和研究方向的选择上都有一些很独到的东西,例如研究造型,那么造型究竟是什么?这部分领域我们可能做得比较深入,也是我们学校比较突出的一点:对造型的研究。

 

 

这样一来,我们在与大部分其他美院交流的时候,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和建筑师合作的时候,很容易沟通,但是和其他雕塑家或者艺术家合作的时候反而会比较难以沟通。例如,我们在做原子城的项目的时候,建筑师做的规划中已经设定了很多对雕塑的限制,例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在这个限定的框架里对我们来说相对比较容易,不用再思考其他的元素,因为我们也会去理 解建筑师为什么要做现在的形式,是从一个造型角度来看。。

 

 

另外一种情况是,建筑师对我们的作品不是从造型角度考虑的,而是从带有情节性或者故事性的说法来和我们探讨,我们就很难做出合适的作品。而且这是我们日常的雕塑设计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例如前段时间评审北京的地铁站内公共艺术,当时的要求是地铁站里面的壁画、浮雕或者其他艺术形式必须与地域相对应。当时我提出了质疑,在北海站、鼓楼站可以对应地域特色,但是现在我们的地 铁已经延伸到郊区,都是尚待开发的区域,怎么才能与地域历史文化对应呢?因此我认为用一种故事来说明雕塑和文化现象,是一个误区,它使艺术变得没有创造性,削弱了空间与造型的艺术关系。

 

 

 

 

朱育帆:就是说,带来了故事大于形式的结果。

 

王培波:基本是这样的。当时我在评审会上提出了这个质疑,但是对方说事情已成定局,领导也已经 同意。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的观点是,在现代城市和现代艺术中,故事不是最主要的,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艺术是用来被欣赏的,但现在放弃了欣赏,而是在解读。我们做了一个作品,然后千方百计去找故事来解释它。这两者能兼容么?当然可以兼容,例如在特定环境 下,为一个故事而做,需要这种特殊性。例如纪念碑就要有故事性,纪念某个特定的事件。但是这样的作品毕竟是少数,并且指代的内容太过单一特殊,非常精确。作为通常情况下的城市雕塑,它们应该和故事性没有什么关系。

 

朱育帆:您说的这种情况在景观设计业也存在。去年我做了一个项目,也是像您一样,一直在探讨形 式。结果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甲方都无法接受我们的想法。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故事,于是一切事情就都解决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故事像一种媒介,让不理解艺术的人接受它。故事是一种引导,而不是为故事而故事。

 

王培波:那我认为这应该放在后期,而不是先给一个故事。应当在雕塑落成后给出引导。

 

朱育帆:但是像您一样的比较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在市场上会更有接受度和话语权,因为您是美院的教 授、系主任。您坚持不讲故事,甲方可能会接受。相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果不讲故事,甲方也不懂艺术,那么故事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沟通媒介了。

 

王培波:前段时间一个建筑师朋友对我说,以后有类似的事情我替你出面,我编故事是一流的。但是 这样做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不仅削弱了艺术性,而且还破坏了景观的自然形态。我曾经做过一次评审,那个城市中间有一个直径80m 的环岛,加上路总共至少200m 宽。环岛前方是围成半圆状的一排摩天大楼,甲方希望在中间做一个雕塑,领导选定了方案:一个正方形的柱子,上面刻了很多的故事,描写这个地区发展的历史。于是我说我不能赞同这个方案,因为我首先反对这个造型,它在这个环境中不合适。周边的摩天大楼都是垂线的造型,而且周边大环境方圆达200m,我认为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造型可以选择,一是曲线,二是放射性的造型,才能压住这么空旷巨大的空间,与背景中的垂线做出对比。但是没有办法,彼时领导已经做出了决定。形式必须要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故事。我每参加评审,听到的都是在滔滔不绝讲故事,讲成就,领导听了也很兴奋,但是从来没人讨论这个地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朱育帆:这种情况与建筑和景观是一样的,没有人谈空间,就是谈故事,这样大家能理解。造型学对 大家来说可能太深奥了。但是我相信在欧洲是不一样的情况,在那里大家会去学院里面欣赏一个作品。

 

王培波:欧洲与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是艺术家去找工作,但是欧洲是工作来找艺术家。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他们会选择合适的艺术家来创作。我们投标的做法导致了雕塑上完全没有艺术特色。

 

朱育帆:您认为这个问题还会持续多久?我认为这两年里问题逐渐变得严重了。在2000 年的时候,情况还比较乐观,社会开始重视个体艺术家;但是这几年招标的做法令艺术家参与投标要借用企业的资质,催生了很多的雕塑公司。导致最近评审中的作品都是流水化产品,与艺术完全没有关系,带来了雕塑艺术性的倒退。

 

王培波:现在好一点的情况就是政府将项目直接委托给雕塑协会或美术协会,这样会有一个专业的机 构做策划,不是招标而是评选。这样最终的作品往往还是不错的。

 

朱育帆:在奥林匹克中心雕塑的项目里,您是被直接选择艺术家来进行创作吗?

 

王培波:在当前中国的城市雕塑中,我认为奥林匹克中心的雕塑是最成功的。当时北京市副市长陈刚 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参与评审的几千个方案中,基本都是与体育运动有关。陈刚说,这些作品都不错,但是在奥运会结束后,不能依然延续体育的主题。陈刚的观点否定了之前的评审,实际上我们应当选择雕塑而不是体育。最终选择了100件雕塑,大部分是纯粹的艺术作品,与体育没有直接联系。这其中也有20 件作品是免审的,包括我那件,是非常纯粹的艺术作品,最后这些作品也非常成功,效果特别好。

 

朱育帆:说到造型与建筑的问题,我认为艺术思想需要一种开放的环境,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做到真正的融合。

 

王培波:我们的教育体系与国外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中国的建筑学院基本设在理工科大学中, 而国外的建筑学院相当一部分设在美术学院里,但是美术学院基本不涉及土木工程学。我不太了解建筑行业,但我认为我们的建筑设计对造型也缺乏研究,北京目前比较好的几个现代建筑都是在造型上简洁、清楚、明确的。如果仅把功能性放在首位,是不会出现这样的形式的。国外的作品主要还是在造型上突破,把造型的理念阐述得非常清楚,而我们现在丢掉了基本的审美原则。每拆一座老城,就会丧失一部分文化肌理或城市记忆的线索,原来的城市系统会因不堪重负而产生连锁反应。如今,当我们不断从国外引进所谓的先进经验时,对传统中国城市文化的破坏也逐渐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这不仅关乎文化的自信或不自信,而是我们对建筑保护、历史命脉、文化传承要有一个真正的认识。面对无法逆转的城市化进程大潮,"拆迁"一词正在考验着我们对于传统中国城市文化所抱有的信念。拆迁的底线究竟在哪里?来自不同领域的三位嘉宾将围绕这一话题,思之,辩之,论之。